1936年夏，钟敬文从日本回到了杭州，继续从事着民间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。在《民众教育》月刊编辑了《民间艺术专号》和《民间文化专号》。他与民众教育实验学校的同事施世珍一道举办了“民间图画展览会”，展出了3000件浙江及部分外地搜集来的民间绘画、木刻艺术品，此举在当时得到社会舆论与各界好评。浙江省报《东南日报》为此特别发表社论，称赞此次展出“为国内文化界的一次创举，颇饶深隽意义”。将民众固有艺术展示给世人，对于保存与传承民族文化是一有力地促进。

以笔为旗，诗人与战士

    1937年，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，钟敬文投笔从戎，到广州四战区政治部作视察专员，从事鼓动群众、宣传抗日的文字工作。他跟随部队转战粤北，亲赴战地采访军民抗敌情形和收集写作材料，与人共同创立了中国全国文艺抗战协会曲江分会，被选为常务理事；写出了《良口之战》、《抗日的民族老英雄》、《指挥刀与诗笔》、《牛背脊》多篇报告文学。钟敬文充满了民族激情的写作，鼓舞着南国抗战军民。钟敬文本人对有着同样爱国激情的“欧罗巴的良心”罗曼·罗兰无比崇敬，他在《纪念罗曼·罗兰先生》的文章中说：“他是我灵魂的深切的关与者。读着他的作品，我完全被带入一种比现实远为严肃和深邃的世界。”“没有别的作家比他更加和我的精神结合得深切的了。即使是他最脆弱的地方，也使我感到一种心灵的真实和温暖。”钟敬文被罗曼·罗兰的人类之爱激动着，他的思想情绪和文风在战争中得到锤炼，他同样将自己对祖国的爱献给了捍卫它的人民。

北上京华，五十年辟出一片风景动人的天地

    抗战后期钟敬文重返中山大学，任文科研究所指导教授，讲授民间文学、文学概论、诗歌概论等课程。1947年因思想“左倾”再次被中大解职，7月在判完研究生考卷后，化装逃离广州，任教于香港达德书院。1949年5月，相应党的号召，回到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文艺代表大会，之后，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，兼任北京大学、辅仁大学教授。并先后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务长、科研部主任、中文系主任等教职。

    五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，满腔热情地参与筹组工作的钟敬文教授当选为副理事长，主持该会的日常工作。经历了数十年的努力，中国终于有了研究民间文艺的专门机构，钟先生多年的愿望实现了，他心身畅快地工作着。他先后创办了《民间文艺集刊》、《民间文学》、《文学遗产》等刊物，为民间文艺研究提供园地。在北京师范大学等大学讲授民间文学（后改名人民口头创作），并创建全国第一个民间文学教研室。1953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开设了第一个研究生班，为新中国培养民间文学领域的高级人才。可惜好景不长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将他打入了冷宫，钟敬文不仅失去了政治权利，也失去了学术的自由。三十、四十年代的民俗学研究也成为钟敬文作为反动学术权威的罪状。接着是“史无前例”的延续十年之久的“文化大革命”，钟敬文的学术生命被无情地中断了二十年之久。